说起敦煌,很多人都会想到石窟里的壁画,但要论对敦煌的了解,则不如人们都对《西游记》里的情节那般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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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网上一个叫做“敦煌扫地僧”的称号引人注目,颇有些十年如一日的意味,而被冠以该称号的人,便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邢耀龙。“世人只闻敦煌之名,却不识敦煌的千姿百态”,这是他久居敦煌工作、生活最大的感受。
早年间,邢耀龙在一列武汉到福建的火车上,遇到过一对农民工夫妇,攀谈之际得知,竟然有人从没听说过敦煌。那一刻他才开始意识到,是该为普及敦煌文化做些什么。
2022年12月,邢耀龙以作者的身份出版了《敦煌大历史》,他不仅普及敦煌的历史文化,也讲述了敦煌守护者的心声。用他的话说就是:“敦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边境小城,像一枚看似微不足道的纺轮,但大历史的很多线索却都在这里丝丝入扣。”
的确如此,敦煌在古代作为与河西四郡密切相关的地区,西通新疆,南抵青、藏、云、贵、川,北达内蒙古边境,将无数条文化和经济交融的大动脉串联在一起,汇聚着中国不同时代的缩影。
邢耀龙作为一个成长在此的敦煌人,从为寻找一幅《玄奘取经图》背后的秘密伊始,从文物局到研究院,从瓜州县到榆林窟,“脚踩着石窟,头枕着壁画”,仿佛与敦煌融为了一体,敦煌的历史也反过来在他身上得到了延续。
对于邢耀龙来说,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成为新一代的“守窟人”,原因无他,除了敦煌对他发出的感召以外,还有一个历史学者对待真相的执念。
当然,“扫地僧”的称号也没被白叫,据邢耀龙说,在众多“守窟”的工作当中,“扫树叶”绝对是顶重要的事。
榆林窟像一本画册,
记录下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侧影
2016年8月,邢耀龙作为历史专业的高材生,回到了老家的酒泉市瓜州县文物局工作,然而除了每天立碑造册、埋头在电脑前和稿件里,似乎并没有像他想要的那样,真正和文物打上交道。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他接到了修建一座“玄奘取经博物馆”的任务。
玄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取经人,唐代之后就成为了佛教符号化的人物,但是随着佛教传播的时间越来越久,各地的翻译也是五花八门,甚至在众多的版本中,最终演化成各大藏经阁对玄奘取回的“真经”的争抢。只是玄奘回来的路上途经多处,“真经”究竟遗落何处,还未有真相。
毫无例外,小时候就对《西游记》非常好奇的邢耀龙,自然也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对玄奘的行迹产生了兴趣。而据他所知,《玄奘取经图》就绘制在敦煌的榆林窟中,比《西游记》写出来还要早300年。如此,玄奘似乎便成了他进入敦煌研究院的引路人。2017年,邢耀龙如愿以偿地来到了研究院管辖内的榆林窟。
据邢耀龙介绍,实际上榆林窟的始建年代并无文字可考,但从洞窟形式和有关题记推断,或建于北魏时期。而从壁画风格和游人题记结衔来看,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各代均有开凿和绘塑,并进行过大规模的兴建。
2019 年 9 月12 日,甘肃酒泉,敦煌榆林窟。(图 / 王景春)
能够有机会在榆林窟近距离地接触敦煌壁画,是邢耀龙不曾想过的,对他来说,这些年最庞杂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榆林窟墙壁上的所有汉字全部抄下来。由于学术界第一次开展这项工作,邢耀龙也就成了世上唯一清楚榆林窟壁画上究竟有多少字的人。
曾经,写下这些字的古人在墙上镌刻了时间的痕迹,榆林窟像一本画册,记录下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侧影,然而在榆林窟的第38窟中,一篇写于1938年的题记,却是最让邢耀龙印象深刻的。
“从时间上看,题记写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是整个敦煌石窟中唯一的抗日题记,这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中国人对战争、民族、国家的理解,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邢耀龙说。
实际上,近现代以来,战争的炮火并没有烧到甘肃,甚至没有掠过西安,关于生活在祖国甘肃最西端边陲之地的人们如何看待战争,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敦煌足够遥远,敦煌人也足够普通,然而正是这四万万同胞中最普通的一名瓜州农民,写下了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以及与时代的共情。
2022 年 9 月 2 日,北京。由敦煌研究院、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的“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开展。(图 /IC)
种菜,扫地,讲解员
冬天的榆林窟宛若冰箱,早晨东崖下的一声鸡鸣,惊碎了邢耀龙梦中的铁马冰河。他下床看一眼煤炉中半夜早已烧完的煤灰,提前打好的水面上泛出薄薄的冰丝,洗漱完毕后,他把洗脸水往房屋前的树根下一泼,便开始了“守窟人”的一天。
在距离瓜州县23公里外的无人区,平日里为了防止断粮,为数不多的几位工作人员还自己开垦出了菜地,以备不时之需。大家同吃同住,是“守窟人”最习以为常的生活。
刚到榆林窟的时候,由于人手不足,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于是邢耀龙便担起了讲解员的工作。洞窟中并没有传说中的冬暖夏凉,其实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有山洞中特有的寒意。“
走完5个开放的石窟大概就是50分钟,但是游客都是三三两两地来,所以有的时候每天都要来回进出好几趟,非常辛苦。”邢耀龙说。不过比起在文物局造册子,他更愿意跟壁画待在一起。对他来说,讲解工作其实非常奇妙,当他与游客同时站在壁画前时,一个讲,一个听,仿佛忘记了洞中的寒意,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墙壁上绚丽的丹青散发着历史的光。
在榆林窟需要做的各种工作中,守窟也并非只是一种比喻,而是最实际和关键的事情。比如每到汛期,大家就要开始往河边扛沙袋,以防止榆林河的水翻过河堤进入榆林窟。冬天,为了防止雪水融化渗入砂岩、渗到石窟中的壁画上,每次刚下完雪,所有人都要拿上扫帚扫个三四天。
更加要命的是,文物最怕火灾,榆林窟的地面上要求“一叶不剩”,于是这就成了一项常年都要做的工作,尤其是秋天落叶干燥的季节,用邢耀龙的话来形容,“扫帚好像长在了手上”。就这样天天扫、年年扫,他与榆林窟一起,共同走出了一条接近历史的道路。
邢耀龙告诉记者,“守窟人”的概念是最近才有人提出来的,但实际上,自从石窟开凿之初,“守窟人”就已经存在了。在古代,石窟其实都叫“石窟寺”,是僧人进行禅修的地方,他们也对石窟进行日常管理和打扫。
今天的“扫地僧”与古代的“守窟人”,做的其实都是同样的事情,在这1600多年的敦煌石窟历史中,他们不断地接续。
今天的“扫地僧”与 古代的“守窟人”,做的其实都是同样的事情 ——对石窟进行日常管理和打扫。(图 / 由被访者提供)
“我在敦煌研究历史,
我也成了敦煌的历史”
邢耀龙在《敦煌大历史》中,分析并阐述了最早的敦煌石窟。实际上,在历史记载的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开凿敦煌石窟之前,昙猷便已于公元353年开凿了第一个禅窟。也就是说,在我们都熟悉的永和九年,王羲之在雅集写下《兰亭集序》的同时,北方十六国诞生了第一个佛教石窟。就在这癸丑之年,东晋儒学与佛家思想完成了一次隔空对话。
就这样,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坐落于河西走廊西部尽头的敦煌,成为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见证。在邢耀龙看来,如果把祖国的山河看作一个三室两厅的家,那么河西走廊就是连通所有房间的必经之路,而敦煌735个石窟中的壁画,就像挂在走廊尽头的全家福,历史上那些曾经璀璨的篇章,似乎都能从中找到它们的光亮。
如今,敦煌石窟中的历史仍需要有人去转述,敦煌的历史也在缓缓向前。在敦煌研究院的学术研究中,邢耀龙正着手整理敦煌石窟的内容总录,相当于建立一部工具书,而这部工具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石窟内所有壁画中的历史信息都提取出来,做成数据库。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邢耀龙除了在食堂和宿舍吃饭、睡觉,其他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锁在洞窟中。
不过,据邢耀龙的形容,每到傍晚游客都散去的片刻,是他最喜欢的时候,榆林窟就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饭后,他可以独自在石窟上方的戈壁滩上走一走,观察一下地形,夏季就会去河边捡捡石头、听听水声。那样的时刻,仿佛一个人拥有了这片广袤而又无远弗届的天地。也正是那样的时刻,他把自己停下来,感受日月山河,感受人情冷暖,感受自己与敦煌的关系。
“历史都是被人创造出来的,但是历史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人。”在邢耀龙看来,人类之所以会进步,在于古往今来所有知识与信息的层累,如果人都是历史观念的产物,那么在他自己的血液里,同样也流淌着敦煌的基因。
“我生活在敦煌,在这里种菜、扫雪、扫树叶,人最熟悉的是自己,但最不在意的也是自己,我沉浸其中,把自己活成了敦煌的每一天。我在敦煌研究敦煌的历史,我也成为了敦煌的历史。”邢耀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