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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 年中国人口首次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连续负增长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提振显得尤为重要。从历史经验看，科技创新可以缓冲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成为新的“红利”。20 世纪90 年代后，日本和德国相继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拐点，但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日本和德国的劳动生产率仍在提升，日本和德国的经常账户占GDP比重在20 世纪90 年代后并未持续下降。

我们根据“不确定性”将创新分为“激进创新”与“渐进创新”。 “激进创新”的需求前景早期并不一定明确，不确定性强，但它可以创造需求、带来巨变，我们不必怀疑它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但它更像一个“幸运的礼物”、难以预测。例如，半导体行业的创新带动半导体制成品的价格不断下降，促进了消费和投资，成为了互联网与软件行业发展的基础，同时广泛外溢到汽车、家电等制造业。但是从后向前看容易，从前向后看难，我们没有什么成熟框架和信息来预测技术的变化及影响。

“渐进创新”的不确定性要相对弱一些，因为需求的确定性要强一些，历史上不乏成熟行业出现“后来居上”者的案例。德国化工业的发展以及日本机床行业的发展历史都是渐进创新的典型案例，他们瞄准原行业的既有客户，凭借学习和模仿跟上了行业的发展前沿，凭借着对于行业新机会的嗅觉、在原有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最终打破了成熟行业原有的竞争格局，并借助全球市场放大创新的经济成果。

那么创新能够拉动多少经济增长呢？教育经费与科研经费还有继续增加投入的空间，相当于GDP的1-2 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是创新驱动增长的核心来源。“激进创新”难以预测，不是我们本文所能回答的。我们可以基于出口潜力以及进口替代的一些假设，对中国“渐进创新”的空间进行静态测算：

从出口份额来看，中国仍有416 个制造业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落后”。在我们的样本数据中，2022 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份额达到39.7%，在一些优势行业当中，中国的份额能够达到70%以上，但是仍有416 个行业的份额不足40%，其中有211 个行业的份额不足20%，这些“相对落后的行业”以高科技行业为主，在样本国家中的出口总规模接近4 万亿美元。

假设渐进创新能够促进这些“相对落后”的细分行业发展，提升相关行业出口，我们可以简单测算不同情境下出口份额提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假设中国416 个“相对落后”的细分制造业在样本中的出口份额提升至39%（60%），可以增加总产出7.2 万亿元（15.7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22 年GDP的6%（13%）。

除了出口提升之外，上述416 个相对落后的行业也是中国进口需求较大的行业，中国2022 年共进口了6718 亿美元的相关行业的商品，占当年GDP的3.7%，如果能实现40%（80%）的进口替代，可以增加总产出2.2 万亿元（5 万亿元），相当于2022 年GDP的1.8%（3%）。

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经验来看，政府都应该在创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投入的总量并不是取得创新成果的充分条件，创新的投入要转化为是实实在在的成果、拉动经济增长，就需要政府与企业双核驱动，不能有所偏废。

美国在二战初期的科技力量还是十分落后，但是最后逆转了这种局面，与政府的参与密切相关。回顾半导体和互联网的发展，美国军方的支持如影随形；在硅谷私人资本和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背后，政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中国的大国规模优势本身就是提高创新投入的重要支撑，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总量的投入并不是取得创新成果的充分条件，二战后苏联研发投入规模增长速度持续快于美国，研发投入强度也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高于美国，但没有完全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提示我们创新体制需要政府与企业的双核驱动、不可偏废。